2006年1月10日，蘋果一年一度的Macworld大會召開，但當年大會上最搶鏡的不是喬佈斯，而是穿著一身實驗室外套的英特爾CEO保羅·歐德寧。在彌漫的幹冰煙霧中，歐德寧緩緩走向喬佈斯，莊嚴的將一張矽片交給後者，大聲說道：“報告史蒂夫，英特爾準備好瞭！”
整個演講大約持續瞭2個小時，喬佈斯宣佈瞭首次采用Intel Core(酷睿)系列處理器的iMac和MacBook Pro，蘋果與英特爾長達14年的蜜月期隨之拉開瞭序幕。
發佈會上的喬佈斯與歐德寧，2006年
盡管蘋果電腦當時市占率僅有3%，但在喬佈斯的規劃中，與英特爾的合作依然隻是暫時，芯片終究得自己設計。又過瞭4年，蘋果發佈第一代iPad。喬佈斯興奮地介紹到：iPad搭載瞭我們有史以來最強大的芯片，強大到“讓人尖叫”。這就是Apple A4Chip。
盡管首次被冠以蘋果之名的芯片並不出彩，華爾街分析師也大潑冷水，但蘋果造芯的計劃卻沒有停止。又過瞭十年，接過喬幫主衣缽的庫克在2020年雙十一凌晨，公佈瞭蘋果的“One More Thing”：首款搭載於Mac電腦的自研M1芯片。
這款芯片封裝瞭近160億個晶體管，並將CPU、GPU、NPU等等組件，集成到瞭一起，每秒可以完成11萬億次運算，與十年前市場對A4Chip的冷漠態度不同，M1讓業內大為震驚，也讓蘋果有足夠底氣和Intel說分手。
無論是從破產邊緣到真香的AMD，還是成為中國商業史佳話的“倪柳之爭”，中美兩國在過去三十年裡從來不乏覬覦英特爾霸主地位的挑戰者。從1994年起，中國IT界就向CPU發起瞭進攻，從方舟、申威、龍芯，到兆芯、海光、飛騰，再到華為的突破，中國公司對國產CPU的執念從未褪色。
然而，經歷瞭“自主派”和“引進派”的輪番上陣，行業周期幾度起落，這些公司和產品全部加起來，依然難以撼動CPU產業的格局。在超級工程拔地而起的背後，以CPU為代表的半導體產業，已然成瞭一個制造業大國隱秘的痛楚。
十年時間，蘋果CPU完成瞭從A4到M1的跳躍，闊步甩開瞭Intel；而中國已經奮戰瞭20多年的CPU之路，歷經跌宕曲折，又該如何走出泥潭？
1、天選之子
2002年8月10日清晨6點，伴隨電腦上閃現的“login:”字樣，中科院計算所裡爆發出一陣歡呼——龍芯1號CPU終於工作瞭。原本一夜沒合眼的工程師反而更加興奮，結伴打車到天安門，在領袖紀念堂前排瞭一個多小時的隊，向領袖做瞭龍芯的工作報告[2]。
這款CPU被命名為“夏50”，取名的是32歲的胡偉武，名字則是為瞭紀念他的博士生導師，“中國計算機之母”夏培肅從事計算機事業50周年。龍芯問世一年多前，力主上馬通用國產CPU的計算所領導李國傑，從緊張的科研經費裡摳出瞭100萬元，豎起瞭CPU的大旗。面對這個燙手山芋，胡偉武立下軍令狀：搞不成，提頭來見。
龍芯總設計師胡偉武
龍芯的成功不僅意味著國產CPU設計的突破，也是芯片制造的戰果，當年給龍芯流片的正是大名鼎鼎的中芯國際。除瞭參與草創的工程師連夜鏖戰，龍芯短時間內的成功，也得益於當時國產CPU的“有限自主”原則。
顧名思義，所謂“有限自主”指的是基於海外精簡指令集進行自研。當時CPU領域存在兩個指令集（類似於命令方式），一個是精簡指令集，可以理解為一個命令隻幹一件事兒；另一個則是以Intel為代表的復雜指令集，成本高昂、技術復雜、功能強大。
在當時的條件下，所有指令從0自研的“完全自主”，將會面對沒有編譯器、沒有操作系統、沒有軟件可用的局面，既不現實也不效率，更枉論對標Intel的復雜指令集。因此，國內企業都把目光聚焦到瞭海外的精簡指令集，在此基礎上做自主研發。
除瞭龍芯，飛騰早在1999年研發出第一款CPU，采用SPARC架構。申威由無錫歷史悠久的56所研發，采用古老的Alpha架構。而中科院的龍芯，則基於開源的MIPS架構。雖然MIPS如今岌岌無名，但作為90年代微架構大混戰的產物，MIPS64不僅是最早商業化的64位架構，還有完善的微架構設計與較為完整的軟件鏈支持。
同一時期，憑借863、核高基等眾多國傢級經費的支持下，國產CPU迎來瞭春風：基本保持著每一兩年就出一款芯片的速度，在性能的趕超上不遺餘力。2004年的龍芯二號，已經可以追平1999年的奔騰三。但看似一片大好的形勢下，國產CPU也面臨著三個難題：
性能難題：雖然國產CPU進展不小，但對手也在進步，尤其是英特爾進入新世紀戰鬥力爆表，讓國產CPU始終存在代差；
生態難題：x86專利墻高聳，國產自主CPU統一采取瞭繞行策略，但如此一來很難適配微軟系統；
量產難題：使用者已經適應瞭微軟的操作系統，一個荒蕪的桌面，沒有吸引力，何談量產。
國產CPU起步之初，龍芯、飛騰、申威這一個個課題組，原本是國立研究機構中的一個個科研小作坊，屬於計劃經濟體制遺留下來的一種產物，經過改革開放二十年的沖擊，一是預算極其有限，二是早已失去瞭配套的工業產業鏈。在兩大約束下，國產CPU隻能在預算的緊財政框架內，力爭完成上級下達的研發任務。
在這種情況下，精簡指令集架構成為瞭一種權宜之計：由於市場狹窄，它們的授權價格往往便宜到讓人不敢相信，飛騰當初購買SPARC的授權，僅花費瞭99美元。SPARC、Alpha這樣的架構，多由與英特爾死磕的眾多大廠閉門造車，他們兵精糧足，更願意以低成本拉來同盟與英特爾抗衡。
龍芯采用的MIPS架構還有一個特殊的優勢：作為一個不依托於任何大廠的獨立架構，MIPS更鐘情於遊戲機、光碟、機頂盒等嵌入式設備，這些場景起量快，來錢也快。時值臺灣地區設計業風起雲湧，MIPS在島內的生意做的很好，授權費收到手軟，但是，就像大多數外資科技公司一樣，MIPS在大陸地區面臨棘手的知識產權問題。
此前，龍芯一直在未經授權的情況下自己搞MIPS架構的電腦CPU，但由於沒有商業化，雙方也相安無事。但在2005年，龍芯與微軟合作開發Windows CE，龍芯板卡快要送到美國時，MIPS給微軟發瞭一封致命的郵件：隻要龍芯踏上美利堅的土地，便違反瞭MIPS的專利權。龍芯眼看唾手可得的微軟加持buff，雞飛蛋打。
MIPS的警告信揭開瞭中國科技界一個幾乎默認的鍋蓋：改革開放之初，外資公司對中國市場多不重視，申請專利也未同步申請，而當時中國的專利法規定，若未在一年內申請專利，則之後不可申請，由此造就瞭一個空前的機遇——不過美中不足的是，這個機遇隻在中國境內管用。
沒瞭大陸專利鍋蓋的保護，龍芯遭遇瞭一系列專利狙擊：2005年7月，半導體調研機構In-Stat發佈獨立分析報告稱，龍芯處理器架構與MIPS近似度達95%，由於未獲授權，一旦龍芯開始市場化，可能引發知識產權糾紛。
作為國傢863計劃重點項目，中科院計算機研究所緊急辟謠，身為研究組組長的胡偉武也出面澄清，龍芯是中國人自主研發而成，指令系統有意避開瞭國外已有專利。
但MIPS顯然無法滿足於這個說法，幾番談判之後，MIPS開出瞭100萬美元的天價。2006年，芯片界爆發瞭臭名昭著的漢芯事件，加之中芯國際在臺積電的官司上認輸賠款，整個輿論對半導體行業開展瞭無差別的口誅筆伐，負面評價鋪天蓋地。
手拿“漢芯1號”展示芯片的陳進，2003年
眼看火燒眉毛，危機不得不解。正值中法兩國2007年交流逢春，利用這個政治契機，中科院通過借道合作夥伴意法半導體的方式，讓龍芯間接獲取瞭MIPS架構全部專利。在中法雙方領導人的牽頭下，龍芯還與意法半導體在人民大會堂舉行瞭一場發佈會，合作宣佈當天，《人民日報》的大號標題上書：
中國龍芯面向全球市場。
然而，這個應急之策有著天然的缺陷：借道意法半導體買專利、流片、賣芯片，那最後的芯片產權到底歸誰？龍芯豈不是成瞭意法半導體的一個外包設計工作室？兩年之後，為一勞永逸的解決問題，中科院剪斷彎彎繞，直接與MIPS簽瞭約。
但意想不到的是，就在簽約完成不久後，某媒體發表瞭一篇《龍芯無奈購美公司專利授權，“中國芯”光環褪盡》，龍芯花錢買MIPS架構專利的行為被無限放大。一時間，“龍芯造假”、“龍芯騙補”、“龍芯不是自主設計”等聲音此起彼伏。加上此前漢芯事件的惡劣影響，輿論對國內芯片自主研發能力的質疑達到瞭頂點。
2、進退失據
國產CPU與國產操作系統一樣，由於核心技術受制於人，都有一種對“卡脖子”的天然恐懼。關於自主CPU芯片，彼時產業內一直有三派意見：
一派認為國產CPU應當從頭搞起，完完全全的“自主化”，放棄民用市場隻服務於軍隊和政府；一派認為技術追趕無望，不如把經費省下來攻堅其他領域，“全球不就一個英特爾麼，難道全世界除瞭美國都不安全瞭？”
胡偉武和龍芯代表的則是第三派：完全自主產權短期難度太大，自主創新也未必一定要從頭搞起。面對購買專利引發的爭議，胡偉武不得不向媒體做瞭一堂無奈又心酸的計算機原理課：買芯片架構不等於買芯片；有瞭架構，依然需要做大量自主研發工作。
然而，在幾年前“磨皮漢芯”的負面陰影下，作為出頭鳥的龍芯依然遭遇千夫所指。
在國產CPU萬馬齊喑的那段時間，產業界也對未來的發展方向逐漸達成瞭共識：技術上，完全自主短期內不現實，隻能基於海外專利做自主創新；生態上，外設、應用支撐用戶體驗，市場上，民用市場有難度，暫時以政府采購牽頭，主攻自主信息化市場。在這些問題中，市場路線是最難回答的。
在政府采購領域，往往會遇到一個“雞生蛋蛋生雞”式的悖論——政府的要求是好用能用，即在其他市場被驗證的產品。但國產CPU一開始就沒人用，還指望著從政府先支持一把，繼而轉向民用市場。另一方面，國產CPU想打開市場，前提是自身先市場化，把角色從“課題組”轉向“公司”。
2010年，“十一五”計劃行將收尾，國傢補貼幅度收緊，三大國產CPU迎來瞭命運的拐點：申威隱匿在體制和超算市場，沒有向下出擊；飛騰爆發瞭一場爭論，兩派人員在政府領導面前吵著是否要放棄原有編制；胡偉武一咬牙，決定讓龍芯走市場化之路，主攻軍政市場和中低端的桌面系統市場。
隨後，龍芯課題組從中科院集體辭職，放棄體制內身份，組建瞭龍芯中科公司，試圖通過市場化和產業化自我造血。
龍芯3號芯片系列之一
2008年開始研發的龍芯3B1000，是龍芯在中科院的最後一款芯片。龍芯3B1000基於65nm工藝，目標主頻800MHz-1GHz，八核結構，在當時屬於世界領先水平。2010年6月流片，11月底第一批芯片交付完成。
以龍芯3B1000為代表的龍芯三號研發期間，恰好趕上863課題結束，“核高基”尚未啟動。為瞭保障龍芯的開發，科學院專門劃撥瞭500萬元經費，科技部也在863計劃內緊急安排瞭2000萬元。
在計算所中層幹部會上，原所長李國傑專門為龍芯設瞭個沒有經費上限的課題，告訴他說：“胡偉武，計算所就是砸鍋賣鐵也要支持龍芯的研發。”
等到龍芯第一筆“核高基”課題經費到賬時，龍芯課題組已經預支瞭計算所近八千萬元經費。但誰都沒想到，被寄予厚望的龍芯3B1000，最後連操作系統都啟動不瞭。
龍芯采用多核研發戰略，本想畢其功於一役，但龍芯3B1000剛好趕上瞭龍芯從課題組轉向市場化運營。原先，胡偉武作為課題組組長總攬研發，每顆芯片從結構設計、功能驗證一直到物理設計，從頭盯到尾。但公司化運作後，胡偉武的精力被公司運營牽扯，研發團隊群龍無首，技術問題大面積暴露。
直到2013年，龍芯的技術問題才逐步解決，結果又遇到瞭代工廠工藝滑鐵盧。一些主管部門和應用單位，早已不堪如此漫長的“出題-解題-再出題”的煎熬循環。同一時期，彼岸的對手迎來高速發展期。
從2006年到2013年，龍芯CPU的單核性能隻提高瞭50%，同期的x86 CPU則提高瞭5倍，兩者的差距，從一兩倍一下拉到瞭十倍。
國產CPU的歧路，本質在於市場化轉型階段，學院派與工業界的脫鉤。在“課題組”的架構慣性下，國內公司在“十一五”期間基本都放松瞭單核性能的提高，而是轉做多核，核心數大多吊打英特爾和AMD，但單核性能的孱弱，讓國產CPU在當時如火如荼的自主信息化市場中幾乎找不到任何生存空間。
胡偉武後來總結說：“在芯片研發方面，我們過分強調多核和SOC的技術發展趨勢，對單核本身性能提高關註不夠。在績效管理方面，我們照搬成熟大企業的績效考核方式，不僅沒有提高、反而挫傷瞭銷售人員的積極性。”
2013年5月，龍芯暫停瞭已經完成主要設計的16核龍芯3C處理器的流片，徹底停止16核處理器研制，開始四核3A2000處理器的研發。但在這個時間節點，無論是政策還是市場，都對“國產自主”失去瞭耐心。
2013年起，“核高基”基本上放棄瞭CPU自主研發路線，轉而支持引進國外CPU技術的路線。市場上“引進派”的聲浪也蓋過瞭“自主派”，以IBM、AMD、威盛、ARM為代表的境外CPU全方位湧入。
對於剛剛脫離體制市場化運營的龍芯來說，這是他們最不願意看到的情況。
3、引進之憂
“引進派”在2010年後成為業界主流，繼而影響決策方向，有國產CPU自身拉胯的因素，但更多是全球產業格局的變動。
2006年後，英特爾的宿敵AMD接連犯錯，先是收購ATI的GPU業務兩線作戰，難以同時應付牙膏廠和皮衣男黃仁勛；後是自傢的晶圓代工廠格羅方德陰溝翻船，業務生存空間逼仄，疊加制程升級受阻，股價從從最高峰時的40多美元，一路跌到隻有一塊多。
2012年，AMD虧損超過10億美元，大幅裁員15%，華爾街順手給AMD宣判瞭死刑：“沒有任何投資價值”。風雨飄搖之際，黃仁勛的遠房親戚蘇姿豐接過瞭AMD的帥位。而與AMD一樣失意的，還有臺塑之父王永慶的虎女王雪紅創辦的威盛電子。
AMD新掌門人蘇姿豐
上世紀80年代，威盛從CPU周邊開始一路蠶食英特爾地盤，到瞭90年代，王雪紅更是收購瞭兩傢研發CPU的美商，擁有不少x86架構專利，一度被臺灣地區視為產業升級的希望。但新世紀後，英特爾開始自研芯片組。加上王雪紅的主要精力放在瞭HTC手機上，威盛慢慢成瞭一個雞肋。
x86陣營的兩個大玩傢失意，讓國內產業界看到瞭希望。在新一輪國產CPU的路線轉換中，地方政府成為新興勢力背後不可忽視的支持力量。
2013年，上海市國資與威盛電子合作成立瞭兆芯——王傢與上海結緣甚深，王雪紅的哥哥幾乎和張汝京在同一時間來滬創辦晶圓代工廠，威盛則早在世紀初就在上海設點，大陸設計團隊發展有十餘年時間，兆芯站在威盛的肩膀上，省瞭不少力氣。
與龍芯一樣出於中科院門下的中科曙光，則在2016年選擇與AMD成立瞭海光。海光的背後，是成都市國資的大力支持。當年“砸鍋賣鐵支持龍芯研發”的李國傑，在90年代一手領導瞭曙光服務器的研發，在後來的二十多年，曙光成為與聯想匹敵的國內服務器廠商。
對於中國來說，AMD的Zen架構性能強悍，是一個很有吸引力的選項。在支付瞭約3億美元的合作費用後，透過兩層公司的11個流程授權，海光最終得以在中國大陸地區銷售產品。雖然引進的芯片經聯合研發後，被AMD做瞭大幅閹割，但性能表現依然遠超眾多國產CPU，海光繼承的五年前的架構，放到今天，依然是第一梯隊選手。
AMD和海光的合作，為蘇姿豐提供瞭一筆豐厚的啟動資金，消息公佈當日，公司的股價就非理性上漲瞭50%。兆芯對威盛的交易也是一石三鳥，CPU研發團隊、x86架構專利、芯片組產業鏈；海光背靠上市公司中科曙光，借鑒AMD的作業，加上國密算法，在商用服務器起量很快。
更重要的是，兩者的起步經費動輒20億，相比於十五年花瞭不過8億的龍芯，引進派彈藥充足。兆芯成立兩年後便實現瞭量產，賣瞭一萬多套。海光2020年上半年營收2.7億，凈利潤6000多萬。
引進路線看起來立竿見影，卻有一個致命的風險——國際局勢的變化。
2019年中美貿易摩擦，一直在潛水《華爾街日報》突然給海光扣上瞭一頂“軍方背景”的帽子。同年，海光被美國列入實體清單，AMD隨之宣佈不再授權新一代Zen架構。從威盛那裡買到專利的兆芯，也早收到瞭英特爾的警告：不要越過雷區。
正所謂此一時彼一時，相比當初的風雨飄搖，此時的AMD已經走過瞭漫長的死亡之谷，不再需要外援輸血。況且，在灣區的勞倫斯·利弗莫爾國傢實驗室，AMD的芯片被用來為美國的核威懾提供動力。孰輕孰重，AMD自知。
“拿來主義”的路線，最終還是被證明存在根本缺陷。一直以來，大陸的x86人才極為薄弱，“拿來主義”能否進化到“吸收創新”，要打一個很大的問號。如果隻能停留在對x86硬件層面的拷貝與粘貼，那麼很難深入地去搞研發，並且滿足高安保級別和消費者市場的需求。
這種對於x86架構吸收的吃力，可以從兆芯管窺一二。2010年，威盛把x86帶到瞭上海，技術負責人帶著幾百號人悶在小黑屋裡，光是CPU核的源代碼就看瞭兩年，最終才弄懂。兆芯開始搞CPU後，四五百人的研發團隊，傾力攻堅三四年，也隻是維持瞭一個半CPU項目的開發，x86繁重的歷史包袱，是“吸收創新”的巨大拖累。
全自主，需要從底層開始，幾無可能；引進x86架構，需要有較強的消化吸收再創新能力。國產CPU的下一步，不得不回到最本源的問題：生態。
4、生態摸索
對於國產CPU來說，最好的老師始終是英特爾。不同之處在於，引進派采取“進口”拿來的思路，要在中國復制一個英特爾的國產化鏡像，保證產業鏈的供應安全。而自主派需要做的，是學習英特爾在歷史上的打法，最終形成一個在技術上不依賴外部供應的產業鏈。
簡而言之，引進派學形，自主派學神。
另一方面，學英特爾不是問題，但學哪一年的英特爾是個大問題——所有采購單位遇到龍芯，都會提出一個直擊靈魂深處的問題：你們離英特爾有多遠？
在帶領龍芯經歷瞭“大煉多核”的慘敗後，胡偉武逐漸想明白：國產CPU應該學習的不是現在的英特爾，而是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的英特爾：單扛眾多競爭對手，利用“人民戰爭”打贏市場之戰的革命者。
1985年，英特爾在DRAM市場被日本廠商群毆，CEO格魯夫力排眾議，集中轉向彼時的“非主流市場”：應用於個人電腦的CPU。起初，英特爾在技術上處於劣勢，但采取瞭三個策略：
（1）從低端市場做起，造出好用的CPU，建立穩固的“革命根據地”；
（2）保持向前兼容，雖然背上瞭歷史包袱，但能夠籠絡一大批忠誠客戶；
（3）開放x86架構，制定外圍標準，在產業鏈上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，發動群眾鬥地主。
這三大策略，即是英特爾完成從電腦到服務器CPU統一戰爭的屠龍術。領悟到英特爾的致勝秘訣，從2012年開始，龍芯采取瞭三步走戰略：
首先從嵌入式CPU著手，把龍芯應用到門鎖、學習機和衛星上面。這些場景本來就是MIPS架構的天然場景，保證瞭現金流；然後中止多核研發，專註把單核性能做上去，這對普通用戶的日常使用非常關鍵，也保證龍芯測試的時候不會拉胯；最後主動團結一切能團結的系統商、軟件商和ODM工廠，像服務員一樣服務好他們。
三步走逐漸取得成效，龍芯在2015年營收破億，初步盈虧平衡。度過瞭鬼門關後，胡偉武發現，對於幾乎沒有獨自建立過現代信息生態的中國人來說，國產CPU的生態工作千頭萬緒，隻能參照另外一個學習對象，蘋果。
在英特爾的世紀商戰後，蘋果實際上繼承瞭其衣缽，但蘋果的自研芯片之路其實也面臨著兩個特殊的難題：其一，從最上層的應用到最底層的芯片，其中層巒疊嶂，哪些是四兩撥千斤的抓手？其二，蘋果自研ARM芯片，一開始跑分極其難看，如果芯片拖瞭後腿，怎麼保證終端產品的體驗？
隨著政府應用測試逐批次深入，胡偉武意識到，國產CPU構建生態所面臨的具體問題，就是蘋果式的問題，放在中國的環境下，可以總結為兩個問題：
一是產業離散，拼圖殘缺。長期以來，中國的ICT產業鏈基於外國的架構根基，做應用的人多，造輪子的人少。幾百萬精於java的程序員拿得出手，但一說到java虛擬機，則寥寥無幾。同樣的尷尬，也存在於API接口、QT庫、甚至底層一點的計算機語言。
二是系統多冗餘，少系統優化。x86和微軟體系帶著幾十年的歷史包袱，越來越繁重冗餘，照葫蘆畫瓢地引進和使用，讓信息系統不堪重負。但實際上，在新建的國產CPU+操作系統裡，完全可以大幅優化，提升體驗。
按照這兩個邏輯，龍芯兩面出擊。一面，龍芯幹脆自建java虛擬機、API接口等中間層，用這些關鍵的輪子承上啟下。另一面，對於黨政軍的關鍵應用，龍芯消除冗餘、提高效率。某指揮系統應用在經過優化後，龍芯的運行時間從每秒3幀提升到瞭30幀，比同時期的英特爾產品還要高50%。
隨著生態的建立和使用體驗的提升，龍芯應對住瞭挑戰，國產CPU產業鏈也逐漸確立瞭兩個原則：一個是自主可控政策劃定下的“籬笆墻”內的競爭；一個是“市場經濟條件下的舉國體制”。前者瞄準國產CPU的研發強度，後者則指向公平競爭下的全產業鏈建設。
隨著時間推移，這兩條原則成為極具指導意義的國產CPU發展框架。在這個框架內，半開放的ARM架構給出瞭充足的自主研發空間，且有海量移動端應用可以方便移植，憑借這兩點優勢，ARM派路線飛速崛起，最終迎來瞭一位重磅級選手，華為。
2019年初，華為發佈瞭首款ARM架構服務器CPU“鯤鵬”，並與各省市建立瞭鯤鵬計算產業聯盟，2020年5月，鯤鵬CPU進入中國電信采購名單。華為一如當年在程控交換機市場的打法，綁定各地電信局，共榮共存，最終憑借技術升級和渠道，完成瞭對交換機的國產化。
一方面，“鯤鵬”給國產CPU帶來瞭新的突破；但另一方面，“鯤鵬”也讓“能打的隻有華為”這句席卷若幹行業的話，又涵蓋瞭一個新的領域。這裡面有自豪，也有尷尬。
5、尾聲
2018年，中興事件爆發，國產CPU市場開始放量崛起。
在離開聯想的二十多年間，倪光南始終在為國產CPU奔走。當初的倪柳之爭成為瞭中國科技史上的一段佳話，“貿工技”與“技工貿”的紛爭直到今天都是社交媒體上的話題。
倪光南當年的年輕助手梁寧，在中興事件後把倪光南描述成瞭一個崇高的理想主義者，在當時引發瞭熱議，國人無不唏噓[6]。
1994年，隨著貿易壁壘拆除，英特爾、微軟等海外公司大舉入華，倪光南奔波於北京上海兩地，策劃成立電腦CPU設計中心，嘗試失敗。隨後，倪光南又搞瞭一個“方舟CPU”，類似於今天谷歌上網本的極端超前的想法，結果公務員被攤派下去都不想用，第二次嘗試告敗。
中國的很多高科技產業發展，大多都尊循這麼幾個步驟：領導殷切關懷-部委高度重視-財政天量投入-企業集中攻關-技術取得突破。大多數領域都依賴於這套中國特色的產學研模式，然而這套模式有兩個關鍵的前提——不考慮成本，不考慮良率。
時至今日，中國半導體行業很多“達到國際水平”的成果，要麼隻能服務於個別的小眾市場，要麼評審驗收之後就生銹落灰。
上世紀90年代，國際局勢變化引發瞭社會輿論對技術自主的擔憂，“自主研發”的口號響徹雲霄。但胡偉武在課題組領導龍芯研發時，深處的環境是捉襟見肘的科研經費，幾無根基的消費市場和陳舊落後的制造體系。更要命的是，半導體天生是一個“一步領先，步步領先”的行業。
換句話說，直到新世紀的第二個十年，國產CPU配套的基礎設施都難言齊整。作為工業與科技的皇冠，CPU需要的不隻是滿腔熱血和埋頭苦幹，而是產業配套、經濟結構乃至綜合國力的比拼。非不為也，實不能也。
有一個很有意思的問題：英特爾、蘋果和華為，誰的研發費用最多？誰的最少？
答案可能會出乎很多人的意料：從華為開始公佈年報的2006年算起，蘋果的研發開支沒有一個年份比華為高。而到瞭2018年，華為的研發投入才第一次歷史性的超過英特爾。
但強如華為，其推出自研服務器CPU也就是近兩年的事情，甚至還要早於蘋果的M1芯片。在英特爾盤踞的電腦和服務器CPU大本營，除瞭拉胯幾年真香幾年的AMD，一直缺乏有力的競爭者。
前段時間，胡偉武的一段“14nm芯片已經夠用的言論”再度引發爭議，很多人隻註意到“不要美國做5納米，我們就要做5納米”的言論，而忽視瞭後半句：“90.9%的應用都能用14nm，隻要做好系統優化，就能夠在市場中有很強的競爭力。”
與篳路藍縷的30年前相比，如今的中國有市場、有政策、有緊迫、有口號。但對於國產CPU來說，需要理想主義的熱忱，也需要對市場規則的敬畏，更需要對科研人員的慷慨、包容和耐心。
中國的很多產業，並不害怕屢戰屢敗，害怕的是“今天大手一揮，明天造不如買”的左右搖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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